德國學者眼中的“中國智造”：歐洲的機遇抑或挑戰
http://m.freshsince95.com中國，這個被視作“世界工廠”的國度，目前正在經歷上下聯動的產業創新升級。由于勞力價格的上漲，全球經濟的蕭條，以及來自鄰國的經濟挑戰等因素，中國低端產業的競爭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基于此，中國的企業和政府攜手并進，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的計劃框架，旨在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位階。該計劃的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國內產業升級、中國國家財政支持以及中國海外投資戰略等。
在德國知識分子眼中中國制造2025 中國當下正在實施的這項產業計劃對德國的經濟發展運行尤為重要。德國工業一直處于智能制造產業鏈的上流中國制造2025 德國產業的地位也驅使了中國近期對歐盟的大量投資計劃。那么德國，中國徐徐展開的產業升級宏圖對德國乃至歐洲意味著什么？對歐洲而言德國，是機遇還是挑戰？中國海外投資對歐洲的公司又有什么影響？而歐洲對中國市場的投資是否會受到到中國產業計劃的影響？在中國致力于提升全球產業價值鏈位階的過程中德國，中國和歐洲能否達致共贏局面？
哥廷根大學威廉廣場。
2017年7月17日，德國柏林時間下午2點，一場由德國哥廷根大學現代東亞研究中心主辦、主題為“中國制造的未來在哪里？——對歐洲而言的機遇和挑戰”的圓桌研討會，在位于哥廷根大學威廉廣場的歷史建筑Emmy-Noether大廳舉行。
研討會分為兩輪，第一輪主要討論中國政府主導的“中國制造2025”產業升級計劃背后所蘊含的經濟發展具體形勢以及政府政策旨向，分析這一國家主導的產業升級政策的未來發展可能性。第二輪則分析中國在歐洲海外投資的主要執行者和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未來全球產業競爭的主要部門（如綠色可再生能源科技等）的具體發展趨勢。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與會者討論了中國產業升級過程對歐洲總體經濟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制造2025》：情境、目標和展望
第一位發言的是來自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所以及前德國特里爾大學“中國政治經濟學”教席的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 教授，他還同時兼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劍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學社等知名研究系所研究員，是中國研究領域的著名歐洲學者。他發言的主題是“《中國制造2025》：是什么？為什么？它可以實現嗎？”
韓博天首先回顧2012到2016年間中國政府的產業發展和升級政策，如產業信息化、《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他指出，《中國制造2025》是一項覆蓋領域極廣的產業升級計劃，旨在在十大領域追趕乃至最終成為全球行業技術領導者，這項計劃尤其注重智能制造和機器人領域。而“互聯網+”計劃則希望將互聯網經濟作為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驅動點，同時注重電子商務（包括B2B模式）、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子領域。
韓博天接著列舉了中國產業升級政策的一些具體措施。比如通過專利商業化以及行業許可費收入激發科研領域從業者的積極性，使科研和產業應用得以結合；在基金、信貸以及生產用地等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扶植；通過國內相關公司和行業協會的合作，升級行業標準體系等等。他分析稱，根據這一產業升級計劃，到2020年至2025年，新型能源車輛、工業機器人、可再生能源設備、高級醫療器械等工業產品在國內消費市場的份額都將增長10%到20%左右。
他還指出，中國政府希望通過這些產業政策，來扭轉不同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局面，并從市場準入、財政傾斜、科技標準以及公司運營數據管理四方面進行了分析的。例如調高進口關稅、財政優先傾斜中國企業、制定本國的科技標準以及要求外國公司的運營信息必須接受中國國家部門監管和評估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旨在提高本國企業應對外來企業的競爭優勢。他認為，中國的產業政策就某種程度而言是一種“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比如中國政府引導和控制科技研發活動和保護知識產權，并對IT行業等關鍵產業部門進行調節和干預。在他看來，在中國執行高新科技產業政策的影響光譜中，德國首當其沖，中國產業升級能否成功極其攸關德國的國家利益。他也提到了中國產業政策實施過程中的一些短板，比如缺乏熟練技工、大量低技術企業的存在不利于科研，國有企業的支配地位以及新興產業產能過剩等。
第二位與會發言者是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和發展戰略學院Sokwanlok教席中國國際事務教授、中國研究領域的權威——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他最近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及其同進出口貿易和外國投資的關系。他的發言主題為“中國在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圍繞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以及新興的人工智能信息科技展開。
諾頓首先分析了中國改革開放到2010年間，年均GDP增長逾10%的發展速度和模式，指出由于全球經濟危機，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政府開始尋求一種能夠維持GDP 年均增長5%-6%的新經濟發展模式。
諾頓預測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和產業政策模式可能面臨三方面的困難。首先，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發生改變。中國的勞動力、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結構轉變以及晚期的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已經大大衰落，而中國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目前正處于下降狀態；其次，中國要在極短時間內將大量的自然和社會資源投入到產業/科技政策領域是十分困難的；最后，目前世界的科技環境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信息科技行業的摩爾定律可能已經失效，大數據和基于大數據的人工智能領域必須受制于新的行業規律。
他通過兩種方法回顧了2000年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形勢，希望就此預測中國未來的TFP增長趨勢。第一種是通過總生產函數（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方式，以省級行政區為單位進行考察，第二種是以大工業企業為單位，通過面板數據（panel data）的統計方法進行考察。兩種方法得到的相同結論是，中國2008年至今的TFP的加權平均年增量為2%左右。此外，他通過分析中國改革開放迄今，以三年周期為單位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政策必須要通過更多的單位資本來拉動GDP增長。
諾頓介紹稱，中國的產業政策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其雛形孕育于中國政府應對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所出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相應地，中國政府于2010年出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SEIs）扶植計劃。如今，中國的產業政策已經涉足多個領域，包括半導體行業、電動汽車、先進制造、工業機器人等。以半導體行業為例，截止2016年底，投資總額已經預計折合6900萬美元，并且遍及至少14個省份。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對新興產業的財政扶植投資總額相形見絀。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政產業政策具有多元性（multiple）、疊加性（overlapping）及累進性（cumulative）三個重要特征。諾頓稱，中國政府自2006年以來就迅速制定和發展出一系列疊加性且極富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比如對生產廠商進行補助和稅率優惠、需求側補助、科技標準的制定和企業借貸優惠措施等。上述措施形成一個極富針對性的協作功能團。此外，自2014年來，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本國經濟大環境能力的產業政策，例如創新驅動發展，《中國制造2025》，以及互聯網+等，還建立一套能夠作用于投資計劃篩選及收益率分析的基金機制。
接著，他以半導體行業為例、以創新產品市場為中心，重點分析了中國的產業創新。諾頓認為過去的15年，IT硬件行業（如半導體）一直受著摩爾定律（半導體集成電路／芯片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量，約每隔18個月-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的支配。但摩爾定律目前已經逐漸失效，集成電路（芯片）的晶體管數目增長速率已經放緩。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政府大力支持半導體產業，想以晶體管數量密集度為標準追趕該半導體生產的全球領導者，然而始終存在差距，迄今在該行業只能屬于中上流水平。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半導體行業的領導者，能夠通過尖端（高檔）產品系列（比如英特爾的奔騰處理器）獲得溢價，這部分利潤足夠抵償先前科技研發費用，從而進一步推動科技研發。盡管低端產品系列也能夠獲利，利潤額卻無法抵償先前的研發費用。由于中國的廠商普遍只能夠生產落后于全球行業領導者一到二世代的半導體芯片，因而所得利潤永遠無法抵消先前生產和科研總和費用。
不過，半導體行業目前出現了新的趨勢，即低價低端芯片已經能夠被大規模地批量生產，只有極少數專業廠商才需要生產尖端（高檔）產品。此外，IT行業目前出現了新的科技領航者，即大數據支持下的人工智能。盡管大數據的運營商，比如google公司，在大數據擁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但中國卻在大數據的擁有數量方面富有更大的潛能。比如中國有13億的手機用戶，而中國政府目前正和互聯網運營商積極合作，搜集和分析用戶大數據信息。而以阿里巴巴的天貓精靈X1為代表的一些人工智能產品，不僅售價低于亞馬遜和google公司旗下的同款產品，而且有著更強大的實際應用功能。換言之，IT科技發展范式的轉變使得中國有機會扭轉先前的行業競爭的劣勢地位。不過，中國的新增長模式尚未成形，中國目前實施的部分產業政策存在低效、開支龐大等問題，以及相較世界其他科技強國，中國在某些領域仍相對落后，這些是中國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
第三位與會發言者是來自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他曾在美國西北大學工作，目前兼任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的研究員。作為一名年輕有為的美國學者，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在于中國的銀行和財政政策以及中美貨幣匯率。同時，他也是第一位對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進行深入解析的美國學者。
史宗翰發言的主題是中國政府財政支持和工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他首先展示了中國2016年各項工業產品，比如鋼鐵，水泥，汽車，電腦和手機等的龐大產量，進而指出，盡管中國在傳統工業部門產能過剩，但中國的工業產量增長仍然極其強勁。這受益于龐大的投資，甚至是在產能過剩的部門也仍有不斷的資金注入。在新興工業部門（比如IT、制藥等），中國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現象，而中國的龐大投資主要來源于國有銀行的龐大借貸。他還提到，當他在中國浙江省溫州市進行田野考察的時候，被當地蓬勃發展的民間借貸所吸引。他最后論證，由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設計，盡管極少部分的銀行貸款流入到工業生產領域，也能產生極大的產量輸出。
《中國制造2025》：歐洲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第二輪圓桌討論中，第一位與會發言者為德國維爾茨堡大學“中國貿易研究”教席的費多麗（Doris Fischer）教授。費多麗曾在中國武漢學習MBA課程，對中國經濟的行業競爭、國家監管以及產業布局進行了廣泛研究，重點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和經濟活動的激勵機制。她目前的研究重點是在環境可持續性、低碳發展和氣候變化政策的背景下，國家如何推動創新體系理念的發展。她特別關注大型、快速發展中國家對傳統工業化和經濟增長范式所構成的挑戰。
費多麗教授發言的主題是“中國的綠色科技產業”。她首先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策略的多次變化。首先是1990年代，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次全面轉軌，由此派生出了的密集型增長戰略。然后是在20世紀初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2009年左右綠色增長戰略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經濟實現了第二次轉軌。
費多麗指出，中國綠色增長戰略的提出同當時的全球經濟危機息息相關。中國政府希望借此抵御和對抗全球經濟危機的威脅，并且就此發展綠色產業，從而躋身全球綠色產業增長競賽。此外，相較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資源已被證實可動用儲量替代率（proved reserve to production ratios）較低，且在先前的粗放型發展過程中被大量耗損。鑒于此，中國政府對綠色產業發展十分重視，將其全面列入《中國制造2025》以及“十三五”綠色產業發展計劃中。
費多麗還回顧了2003年以來中國就可再生能源領域在海外的投資形勢和現狀。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例，中國在美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家都有重大投資項目，且投資總額從2003年以來呈持續上升趨勢。而中國轉變增長模式的具體戰略包括：依靠“一帶一路”計劃，將國內傳統重工業進行重新布局，根據產業轉移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model）向外國遷移。在減少本國污染的同時，提升自身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位階；通過大數據技術，用國家主導的巨型網絡結構替代先前的單一國家壟斷形式，等等。
第二位與會發言者是美國榮鼎咨詢集團（Rhodium Group）兼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高級政策顧問的韓其洛（Thilo Hanemann），他的研究側重于當下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新趨勢，相關的政策發展，以及轉型中的政治和商業動態。他的專業領域之一即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投資環境中的地位和對全球經濟和政策的影響。
在發言中，他主要討論了中國的境外投資和企業并購對歐盟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對歐盟創新密集型產業的境外投資。他指出，自2000年以來，中國外流的外商直接投資（outward FDI）總額呈急劇上升趨勢，并在全球FDI所占份額中穩步上升。
中國近些年來更是加大了對歐美發達經濟體的FDI投資，也愈來愈集中于歐盟的創新密集型產業。但他分析指出，總體而言，中國在美國的境外投資同本國的產業政策不存在明確的相關關系，但某些特定行業的境外投資，比如半導體產業，可以清晰反映出產業政策扶植的作用。
接著，韓其洛總結了中國境外投資對歐盟部分國家的機遇和挑戰。首先，中國的境外投資，帶動了歐盟國家的行業競爭，從而能夠轉化為產業創新的驅動力；其次，中國境外投資能夠創造創新產業集群，并且給被投資國提供高薪就業機會；再者，中國FDI投資可以帶動中國本土創新能力外溢，從而給被投資國企業帶來創新技術和管理模式；最后，被投資國可以享受出口環節稅率方面的優惠。就挑戰而言，則集中在被投資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中國大部分企業的低創新能力、中國的強國家干預、要素市場扭曲以及中國投資的長期效應等等。
第三位與會發言者是來自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Peter Moores教席中國商業研究的副教授埃里克·圖恩（Eric Thun），他同時在牛津大學布雷齊諾斯學院擔任職務。他的研究重點是中國的國際貿易以及新興經濟體國家市場的行業競爭機制。他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發現，盡管新興經濟體國家通常被視作全球增長最快的消費市場，但是由于這些國家的消費者自身消費能力以及其它制度性因素的差別，其市場需要全新的產品設計、產品營銷、產業組織和產業創新形式。
圖恩發言的主題是以中國手機通訊行業為例，分析中國產業創新在全球市場中所面臨的形勢。他首先說明中國的產業創新模式是由上至下（產業政策）設計（Top-down design）、由下而上（企業自發）設計（bottom-up design）和前沿技術創新（frontier innovation）三方聯動的局面，這三方協同機制存在鑲嵌（embeddedness）和交集。
舉例來說，手機通訊產業主要由三部分組成，通訊網絡設備供應商，通信設備制造商和移動通訊網絡運營商。就由上至下設計方面而言，在TD-SCDMA 3G移動通信技術領域，中國政府出于國家戰略安全，提升本國創新能力，避免技術使用許可費等動機，創立專門的科研小組和協調部門，調動了財政和信貸支持，指派特定的公司著手開發這項通訊技術；就由下而上的創新機制而言，本國企業和外國企業都在追求同樣的產品價格條件下盡可能更好的產品表現。圖恩通過兩張圖表展示了中國的手機企業國內市場逐漸增加的市場份額（如小米、華為等），以及大部分中國手機生產商在手機操作系統上策略性地選擇了當下主導的安卓系統；他還展示了一系列手機通訊前沿技術的研發和突破，例如華為致力于開發的TD-SCDMA通訊技術。
圖恩最后總結道，中國經濟的創新機制不僅僅是國家產業政策的產物，更多則是同全球市場協作的結果。中國經濟最創新的環節往往同全球產業價值鏈有著深刻的協同作用。由于企業間甚至全球范圍內協作的復雜性，創新活動的去中心化特征（decentralized nature），以及消費者選擇偏好等因素，官方指定的產業發展標準往往難以在現實中照搬執行。